前工业化时期，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经济学家怎么说，怎么讲都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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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也就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与前工业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后工业化时期，世人需要面对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往往比经济矛盾和经济冲突更严峻，尽管按照传统的思维，后者更基础、更关键。

由此，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开始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常态”—— 它是一个非常客观而务实的判断。

在这样一种“新常态”，我们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仍有可能比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快一些，但是否一定会比另外一些后发展国家还要快，已经很难说。甚至在内外部环境不够有利的某一些时段，国家经济出现一定时间的停滞甚至负增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不能讲那样就一定不正常。

与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不同，我们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只能走追求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

现如今，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即使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也是工业制造业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升级和转型，进一步提高工业制造业经济附加值，提高工业制造业现代化生产力水平。

无论从国家总的经济规模（或者本土生产制造的商品的总的购买力），还是从中产群体和总的非农消费人口规模看，我们中国都比美国（或者欧盟）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庞大，而系统极其复杂的市场经济体，除了自作聪明，再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无法给出未来经济发展有效的预测。且不要说，美西方国家有限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已经做不到，我们这样一个相当于美国四倍人口还要多的超大市场经济体，更加做不到。稍不小心，只会即使出于“好心”、出于“善意”，也必然办坏事。

经济学界要还想积极有效地做贡献，除了脚踏实地、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从事学术研究，参与政府决策的重心也只能放在如何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宏观市场经济营商环境上，如何助力一体推进依法治市，依法行政。

至于国家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有效且节制的国防），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领域，都不是严格意义市场经济的范畴。

西方主流经济学早已经陷入了困境，而对于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学习、研究和理解，我们明显重视得还很不够。

未来的经济学家，绝不可再停留在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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